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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潤芝

 

浦志強
(圖片:八九民運時的浦志強)

「誰都不願意失去自由,但我得儘量做喜歡做和應該做的事,不能為了所謂的『自由』就放棄心靈的堅守,在六四問題上尤其不能隱瞞觀點,哪怕說了真話就可能會『出事』,我也不能太委曲自己。」

浦志強,河北省唐山人,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,八九民運時是中國政法大學古代法律文獻專業的研究生,是前文吳仁華的學生。從悼念胡耀邦開始直到六四清場,他全程參與八九民運,是最後撤離廣場的幾個學生之一。屠城在即,他許願說只要能活着離開,以後每年的這一天都會來還願。二十年來,除去近兩三年被公安事先控制,每到六月三日他都會如約前來還願。

在六四鎮壓後的清查中,浦志強沒能「提高認識」。他「不自量力」地想承擔責任,「總覺得這麼大事總要有人負責才對,數百萬人異口同聲說上了趙紫陽的當,這不是事實。如果沒人肯為六四負責任,那中國人就太可悲了。」畢業前他寫了一篇「向黨交心」交給學校的組織部門,把自己的幾件事情說清楚,自認為從此跟共產黨再沒任何關係了。運動中的「錯誤」和「反思」後的堅守,讓他畢業時同時得到一紙嚴重警告,也沒能及時找到正式工作。只能到蔬菜批發市場打工,業餘為學校的出版社校對書稿,還短期做過廣告拉贊助。在張祖樺的手下四年期間,他開始一邊自學法律,一邊幫祖樺的朋友們作些諮詢,一九九五年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後,從一九九七年起註冊成為執業律師。

張祖樺曾是中共中央機關團委書記及共青團中央委員,六四期間因支持學生而被捕撤職。多年來研究中國憲政民主。

說回浦志強,捍衛言論自由成為了他近年來主要做的事。陳桂棣、吳春桃夫婦的著名作品《中國農民調查》,透過對安徽農村的調查敘述了幾件「涉農大案」,暴露了農民的苦難和官員的黑惡,出版後風靡一時。二零零四年一月,作家被曾任臨泉縣委書記的張西德控告誹謗,浦志強義務為他們抗辯,但阜陽中級法院至今還沒有作出判決。

在上海幫助很多老百姓打拆遷官司的鄭恩寵律師,因「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」,零三年十月被當地法院判刑三年,剝奪政治權利一年。一審宣判後,上海市委機關報《解放日報》和《文匯報》上刊出「『桂冠』背後的真相──鄭恩寵其人其事」一文,稱「大庭廣眾面前,鄭恩寵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招搖撞騙;在陰暗角落裏,他卻從事着坑、蒙、騙的勾當」,鄭恩寵認為名譽受損,也委托浦志強幫忙追究責任,但這場官司至今還沒有能立案。


 

像縣委書記這樣的官員,輕易不敢再告媒體了,因為一旦告了他可能就會很麻煩

 

知道陳桂棣吃了官司,浦志強主動上門幫忙。

 

「雖然官司現在還沒能贏下來,但我們畢竟沒有輸啊!不管怎麼說,你看到此後像縣委書記這樣的官員,輕易不敢再告媒體了,因為一旦告了他可能就會很麻煩。作官應當接受老百姓的監督,批評縣委書記的公共政策,書記是不可以告作家誹謗的。」

 

記:「案子可以這樣拖着不判嗎?」

 

浦:「官司拖五年當然不應該了,法律規定六個月就該判下來。但這場官司過於引人矚目,法院想必遇到了難處,他們也有苦衷:判我們輸國家很丟臉,人家會問難道老百姓批評書記不可以嗎?可判我們贏黨又不情願,今天你批評縣委書記不算犯法,明天他要是批評總書記該怎麼辦呢?從上到下的書記很多,共同點是都怕老百姓批評。法官居中裁判應當是中立的,但所有書記都能管法院,法院又管着法官,一遇到書記的官司,只要這位書記還沒被抓起來,本地法官就只能判書記贏,要不就只好拖着。我現在覺得張西德不是臨泉最壞的書記,他前後的書記裏一定有比他壞的。問題是他當了原告出名了,別的書記比他壞但外邊人不知道。你知道阜陽好多出名的書記後來出事了,張西德這麼出名還沒出事,說明他真不一定太壞。話又說回來,如果不是張西德告陳桂棣誹謗,我們想告他也告不成。」

 

記:「為甚麼?」

 

浦:「賀衛方說過共產黨沒有取得法人身分,各級黨委沒有一個在民政部門註冊過,黨委沒資格當被告,想告書記也就告不成了。張西德是臨泉的書記,全縣數他官大,但好多命令通過政府出台,有人想告官只能告政府和縣長,沒機會告縣委和書記。說到陳桂棣的作品,我覺得寫書印出來都要給人看,得允許大家發表意見,不符合事實甚至誹謗了別人,張西德還是胡錦濤都可以批判,受害人也可以告狀。但是縣委書記因為政策受到批評涉及到自己,個人便打官司告人家侵犯名譽,這就成問題了。不過張西德告陳桂棣夫婦誹謗,我們就有機會探討書記能不能告別人誹謗了。」

 

 

哪怕是十年我也要把他告下來

 

鄭恩寵被冤枉判刑之日,還被《解放日報》和《文匯報》辱罵為敗類,浦志強受托告對方誹謗。如今鄭恩寵坐滿刑期出獄兩三年了,還經常被警方監視、騷擾和控制,沒有真正獲得自由。

 

「他讓我幫他處理這件官司,但我至今還沒有見過他。他那邊電話老打不通,我的電話又總被監聽,常常是他好不容易打通了,沒過多久北京警察就來問我是不是跟上海甚麼人通電話啦?有一回他悄悄告訴我最近要來北京,但後來沒來成是因為被堵在家裏。比較起來上海比北京做得過份,他們控制得比北京要嚴。記得前年我還跟沙葉新先生開玩笑,說你們上海學者要想聚一塊兒吃頓飯談事兒,得分頭跑到北京操辦,因為在上海聚不成,吃頓飯人多了都會有人管。」

 

浦志強幫鄭恩寵,主要控告《解放日報》和《文匯報》及文章作者,但至今仍未立案。

 

「這兩家報紙在鄭恩寵定罪當天發表文章,『「桂冠」背後的真相──鄭恩寵其人其事』,文章由楊金志和陳斌兩位記者聯合署名,他們供職於新華社上海分社和解放日報社,文章中的事實不少是虛假的,評論口氣也很霸道,多處使用了侮辱鄭律師人格的語言。鄭律師坐牢一年多,中間讓夫人來北京找我,要我幫他起訴報社和記者侵害名譽權。我受理後派人到國家圖書館把報紙複印下來,準備好起訴證據,寫好狀子拿到北京海淀法院。但法院要我們去上海告,理由是原被告都在上海,其實按最高法院司法解釋,向侵權結果發生地法院起訴是可以的。最後我沒去上海告狀,而是每隔兩年發一次公證給報社和記者,催促他們賠禮道歉,這樣就能保住訴訟時效。我不去上海是因為鄭恩寵告《解放日報》上海法院不會受理,再說上海按訴訟請求數額收訴訟費,北京則不論告多少都只收八十元,在北京打官司還不用跑上海花旅費。我相信社會正變得開放起來,法治環境會越來越好,只要保住訴訟時效,過十年我也能把他們告下來。我這麼做是為了讓記者知道,亂寫文章哪怕是奉黨的命令,白紙黑字留在那裏,你自己最終是要付代價的。」

 

 

反右五十年,幫章詒和跟戴煌打官司收五十元,一年一塊

 
(圖片:浦志強、章詒和、包遵信)

二零零七年是中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,浦志強再度出擊控告新聞出版總署,因為他們把章詒和的《伶人往事》和戴煌的《九死一生——我的右派經歷》兩書查禁,但訴訟同樣沒能獲法院受理。

 

「行政機關禁書決定損害作者權利,本身是一個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,但法院無力審理公民就憲法權利受損提起的訴訟。

 

「為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自由打官司沒哪家法院敢受理,在黨的領導下它們無法審理。但我們迴避了訴請保護憲法權利這個角度,沒有告出版自由受損,而是告作家的著作權受禁書決定侵害。著作權是公民的民事權利,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,比方說我寫書出版這總是個榮譽吧,出版了我能取得版稅又是一項財產權利。新聞出版總署禁止戴煌和章詒和先生的書出版,顯然讓作者既無法出書也無從收取版稅。所以禁書令從憲法角度看侵犯了公民的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,從民法角度說則損害了作者的著作權。」

 

記:「就拐一個彎去告?」

 

浦:「對呀,我們這樣設計案法院就應該受理。但法院知道我的目的,反右和文革對知識分子摧殘至深,這個話題在內地諱莫如深。我是一個學歷史出身的律師,這些年來最上心的就是這類案子,早就想找機會圍繞紀念反右做事,所以官司來得正是時候。當時我決定每件官司只收五十元律師費,反右五十周年了我索性每年收一塊錢!我還真跟兩位先生簽了合同,按照司法局要求辦齊所有手續,章詒和先生真把五十塊錢付給了我。雖然官司沒有受理,但總署官員此後禁書氣焰不那麼囂張了。圈內人都有印象,以前禁書恨不得敲鑼打鼓好像自己很有理,編輯和出版社經理被罵得狗血淋頭服服貼貼,但章詒和先生發難『單挑』鄔書林,禁書事件一捅就鬧大了,結果鄔書林聲名狼藉,往後禁書就悄悄地禁了。」

 

記:「因為道理不在他?」

 

浦:「更主要是做壞事形象太壞,有空缺也輪不上髒人升官,龍新民下台了,但禁書有功的鄔書林沒當上署長。至於禁書沒道理和違反憲法,相信總署裏上班的誰都比我清楚。現在官場太市儈了,沒人願意為原則犧牲前程,也沒人樂意為陋規砸掉飯碗,除非出賣良知能馬上升官,或者拒絕作惡會被立即罷官,損人不利己的事沒人肯做。惹惱士林臭名遠揚連累祖宗丟臉,還讓上邊兒覺得名聲太臭不能提拔。總署禁書一改從前敲鑼打鼓,變得悄無聲息不敢聲張,有官場邏輯主導──胡溫不會因為鄔書林出賣良心幹髒活兒,就不顧形象讓他當署長,這局面大家都看透了。我記得《南華早報》最早披露了禁書醜聞,隨後港台和西方媒體跟上,國內網站上羣情激憤。一個星期五的晚上聲明發到網上,立即就鋪天蓋地不可收拾,星期一就已經覆水難收了。」

 

記:「你是策略性做這個事吧?」

 

浦:「有時候我是一個會做事的律師。」

 

 

保障公民創作自由

 

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,浦志強又因電影《蘋果》被禁映,代理製片單位起訴了國家廣電總局。

 

「你知道李安導演的電影《色戒》吧?我認為《蘋果》比《色戒》好得多也深刻得多。電影的製片人叫方勵,導演名叫李玉。廣電總局禁得沒道理又沒規矩,連個書面文件都沒有,打電話就把正在公映的電影斃了,搞得製片人要上網查閱總局處罰決定。我受理這個案件,是考慮到電影作為文化產品本身是商品,對這個領域的管理涉及公民創作自由的維護,既要保障創作自由,又必須對生產和發行進行管理,必須保護特定人羣的權益,避免對某些人構成傷害。所以,政府不僅需要有規矩,而且得有章法。」

 

作為法律工作者,他希望把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法律化,用法律手段處理,而法律問題又尚待專業化,有提高水準的空間。

 

「把職業和人生理想結合在一起,我很快樂。」

 

 

劉曉波被捕早有先兆

 

作為《零八憲章》首批簽署人之一,浦志強跟被捕的劉曉波亦師亦友,大家平時經常聚會,他透露抓捕劉曉波早有先兆。

 

「抓劉曉波是因為他太有影響力了,不僅有感召力還能牽頭做事,《零八憲章》沒有劉曉波就沒有可能搞得起來,官方擔心『六四』二十周年還有系列紀念,局面一旦出現便難以控制。聽說警方曾跟他打過招呼,說寫寫時評說點兒甚麼都沒問題,但不要搞羣體活動,《零八憲章》上那麼多人聯署,當局當然不會容忍劉曉波。官方也許覺得既然早晚要抓,只要一抓總會被人批評,還不如早點下手以免出更多事,這個不要臉的政權就是一切以實用為宗旨。」

 

浦志強零六年也曾與安全部官員談話,對方問他:「你能不能透過正常渠道發表意見?」

 

浦志強答:「我的正當渠道就是有話直說,言論自由本身包括尊重人胡說的權利,當然我會對我的話負責。

 

「我和當局相處得還算和諧,彼此瞭解話早已說盡了。我要考慮某些事做還是不做,有些話說還是不說,對方也會考慮對我到底抓還是不抓。再跟我溝通思想沒必要了,大家都沒這個工夫。」

 

 

我聽到了槍聲,我也看到了血,我不是小孩子,別跟我說六四不是屠殺。

 

浦志強於天津南開大學讀歷史系,喜歡司馬遷的《史記》,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運動開始時,學校對學生不能讀甚麼書都有規定,大家非常反感,逐漸地他決定自己不入黨,性格使他走上了偏執的路。

 

「讀歷史的人本能地反感信口雌黃,我作律師最反感虛假陳述。我可以不說真話,因為真話可能對委托人不利,但不能有意講假話。」

 

南開大學畢業後,浦志強教過兩年書,一九八八年考上中國政法大學主修古代漢語。南開大學歷史系三位老師王連升、劉澤華和張國剛,分別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和隋唐史,對學生影響很大。

 

「一年級,王連升老師就告訴我們,對老師講的不必全信,也要經過懷疑和論證,結論才是你自己的;書上的也不能全信,要經過分析和思考,因為那是編者和作者的觀點。想學懂歷史就要看原著,比如《史記》和《資治通鑒》,從史料出發得出結論。老師的和書上的都可以懷疑,這對剛升入大學的學生來說太新鮮了,作學問要學會懷疑和不能盲從,這種觀念讓我受益匪淺。我天性遇事不輕易低頭,不容易放棄想法,但是只要能說服自己,心服之後便能口服,心服口服後就會認帳。一個觀點讓我接受,得讓我自己考慮清楚。六四後公安局來大學調查,言語間說六四死人不多,是『平暴』不是屠殺。我當場說你們不必再說了,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告訴我發生了甚麼,六四怎麼回事我經歷了我知道,我聽到了槍聲也看到了鮮血,再跟我探討這個沒意義,還是直說到底要甚麼吧。事實上,無論對學校還是對公安我都沒低頭,沒打算按要求寫反思蒙混過關,我的底氣主要來自南開讀書期間王連升等老師的教誨。當然,校方的保護和警方人士的寬容,也使我有信心堅持底線,那時各界對六四參與者很同情,大家都參與了,事情過去還不久。

 

「八四年反精神污染後,我在系學生會裏作一個小幹部,有一天系裏團總支書記建議我寫一份入黨申請書『積極要求進步』,參加入黨積極分子的小組活動。他其實是對我好,因為歷史系學生黨員少,黨票到手畢業分配時就容易找到好工作。我請這位老師給我一個星期時間考慮,隨後真就去圖書館東看西看,過後告訴這位徐老師實在對不起,我覺得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,那個學說是騙人的,我這輩子不打算入黨。」

 

 

豐衣足食的豬圈

 

「對我來講我沒有甚麼可以失去的。我一直都一無所有。」

 

記:「自由呢?」

 

浦:「自由本來就不屬於我們,誰能說清楚我們有甚麼自由?因報道孫志剛和非典被廣州當局陷害的《南方都市報》總編輯程益中出獄後寫道,我們所謂的自由不過是一間『豐衣足食的豬圈』,我覺得這句話相當到位,現實就是這麼回事。

 

「八六年我畢業後分配到一家中專學校任教,平常天馬行空學生反映講課效果不錯。半年後就到了一九八七年,胡耀邦下台中共又開始反對自由化了,學校的上級單位河北省物資局要組織系統內各單位搞一場演講比賽。校長讓我代表學校參加比賽,我說好啊但題目呢?他說主題是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,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』。我說:『對不起了,我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,不主張反對自由化,我講不了這個題目,還是另找別人吧。』

 

「六四期間我的認識水準不能跟吳仁華等老師們相比,但與本科生還是有所不同,因為年齡比他們大兩三歲,唸大學有過一番思考。現在看來當時還是幼稚和淺薄的,我們只是籠統意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,但再深問究竟甚麼是民主,我並不清楚。為說清六四期間幾件事,我在九零年十月份寫了篇『向黨交心』,交給學校黨委組織部,自己馬上覺得渾身清爽,認為此生總算跟共產黨說清楚了,再沒甚麼關係了。」

 

 

我通過這種行為實踐和維護自己的權利

 

九七年當律師至今,浦志強有興趣承辦與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件,除天性好說,「嘴上沒有把門的」,主要是受到胡平先生著作的影響。七十年代初胡平寫的「論言論自由」,發表在民主時期的民刊《沃土》雜誌上,一九八六年分兩次刊登在湖北省辦的雜誌《青年論壇》上,九六年浦志強認真讀了,啟發和衝擊非常強,此後便自覺地去做跟言論自由有關的事。

 

「如果要問六四經歷對我有甚麼影響,結論就是: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,溫飽問題解決了,但文章不能正常發表,有關採訪常常無法刊登,言論自由受限制。代理維護言論自由的案件,既是保護委托人的權利,也是實現自己的權利,性格決定了我不可能在保障陳桂棣、章詒和等人創作自由時,自己突然不敢說話,辦案不過是我的表達方式,公開說案件同樣也是,我目的在於實踐和維護自己的表達自由權利。

 

「現在的共產黨不好意思說就沒有出版自由,那就要通過個案來明確和落實這種憲法權利。我在法庭上講過,法院應當用判決告訴世人中國憲法裏有關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文,究竟是寫在紙上還是寫在衛生紙上。假如真有言論自由那再好不過了,要是真的沒有那有種你就直截了當說沒有,否則就依法好好判案,這既是法官的本分,也是法律對公民的承諾。哪怕憲法就是一張空頭支票,我今天也要認真要求兌付!」

 

要是沒有六四經歷,他對言論自由和人權意識可能不會那麼強烈,因為六四之後對人權、言論自由侵害壓制得非常嚴重,很多人去賺錢了,不願意再想這個問題。

 

 

我們所有人對今天中國成為這樣子都有責任

 

「最近幾年來我更多想到應該懺悔。二十周年過去了,原來我們要求民主自由和法治,要推進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,要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也實現民主化,但當時很多概念是模糊的。二十年來,政治體制改革被偷換成人事制度改革,改來改去庸官多如牛毛腐敗積重難返,這種局面令人憂慮。鄧小平讓大家都去賺錢其他事少想,不受監督的政府發育得無比強大,民間社會卻極度萎縮。當年我們才二十多歲風華正茂,不欠這個社會甚麼,可以說醜惡源於共產黨的腐敗和專制,但現在六四時的學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和中堅,從廣場上走到今天大都小有成就,做學問的當上了博導和校長,做生意的成了億萬富翁,做官的做到了市長,作法官的做到了高級法院的院長,同行裏成功律師賺得腦滿腸肥,五十歲出頭的政治局常委,其實比我們也大不了幾歲。」

 

記:「李克強。」

 

浦:「六四這代人正逐漸掌控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教育命脈,我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批評的資格──血氣方剛時可以講腐敗是共產黨造成的,但現在的腐敗我們其實也有份,我們都在推波助瀾都在設法腐敗,觸目驚心的貪贓枉法、買官賣官、行賄受賄、傷風敗俗,有哪件不是沒有這代人的身影?還能心安理得地都栽到共產黨頭上嗎?所以,我們應該懺悔!」

 

對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國內很多知識分子,他同樣作出了尖刻批評。

 

「二十年來,流亡海外的朋友們做了些甚麼?曾經坐擁巨大的道義資源,但除了勾心鬥角聲名狼藉,基本上一事無成!問題是我們這些苟活在國內的弟兄們,也沒能為底層的老百姓做過甚麼──除了專研究底層人士的詩人廖亦武,和他的同道!當年那麼多普通人捲入八九民運,是他們在十里長街以血肉之軀抵擋了槍林彈雨。在他們中間有遇難的有坐牢的,只為扔幾塊磚頭燒兩輛軍車,便被判重刑甚至死刑,僥倖活下來終於出來了,但沒受到過系統教育不少人妻離子散,除了頭上一頂『暴徒』的帽子,就業無路、賺錢無門大多窮困潦倒,心中充滿悔恨和對社會的敵意與無奈。現實是政府不管精英不顧,就連當年受他們錯愛的學生,也常常將其當成社會包袱。遍尋連篇累牘那麼多的反思與回味,妙語連珠除了給自己塗脂抹粉,有幾人想起過這些人該怎麼度過餘生!崔健在一首歌裏曾經唱道,『過去的理想如今變成工具了』,真真是入木三分令人無地自容!以前說知難行易,現在是知易行難!簡單道理誰都清楚,但未必有人身體力行。明知道官方兜售那一套全是假的,但機關裏衙門內,多少人在為五斗米折腰,天天落實三個代表,天天貫徹科學發展觀,一方面瘋狂加強執政能力,一方面南轅北轍構建和諧!思想上的強人不少,行動上的懦夫更多,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,實在是少得可憐!我有時候想,當年少不更事誤以為有經天緯地之才,幻想民主會在某一個早上光照神州,現在人到中年了,早已不那麼好高騖遠,既然除了謀生沒機會驚天動地,也不再指望真能感天動地,我倒願意始於足下把蠅頭小事一件件做來──索性放下身段去找那些『暴徒』,低頭跟這些兄弟姐妹們說一聲對不起了,告訴他們我們早就該來,乞求他們接受這羣人遲到的歉意,再幫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。我相信這能為化解瀰漫的戾氣貢獻綿薄之力。」

 

隆胸產品奧美定PAAG事件,有受害人委托浦志強代表她維權,後來產品被取締了,但受害者權利卻沒有受到實際保護,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因受賄被判死刑,但維權行動受到法院、衛生局、藥監局、工商局多方掣肘,律師努力極為艱難,實際成果少之又少。

 

「三鹿毒奶粉的事情也是一樣,公共利益沒人關心,所以我認為改變社會的努力要慢慢來,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往前走。二十周年後的今天,除了回顧過去還要反思能做甚麼。」

 

浦志強是一九六五年生的,有意思的是,搜集資料過程中,跟一位比他小一年,由國內出來,也目擊過六四的留美知識分子談,他主動提出的觀點,幾乎和浦志強一模一樣。這位朋友指出,大批留美精英回國,有很多還是因六四事件取得居留權的,現在都在國內商界馳騁,當行政總裁的大有人在,國內人才不缺,但誰要指責體制貪污腐敗的,都應先看看鏡子,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,無法獨善其身。



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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